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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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作品中的女性参政

《战国策》作品中的女性参政:可能和当时社会中仍有母系氏族社会社会习惯的孑遗有关,战国时期身居高位参政议政的女性比例远比后世高,《战国策》在这方面有较为直观的反映,像楚国的南后和郑袖(这俩人历史上是否为一人存在争议)、秦国的秦宣太后、赵国的赵太后、中山国的阴姬和江姬等都是。不过这些女性在政治参与中缺乏独立性,更多的还是以美色或巧言换得君王宠爱,命运的本质上仍然只是男性权力的附庸和玩物。虽然有少数女性(尤其是太后)确实有实权,但这类女性的部分实权更多局限于对后代或主君的影响或掌控,这些权利更多地来自于其伦理地位,代表着父权家长。

在《战国策》中参政女性的族姓大部分都不可考。这可能与《战国策》的成书主要目的是游说,因此取材所载参政女性资料缺乏足够信息,还有一个可能性在于春秋过渡到战国之际,姓氏制度发生了变化,而且正在过渡期。

春秋时期女性参政的范围大多局限于与自身利益有直接关系的事情上,诸如立嗣、政治婚姻等。到了战国时期,参政范围扩大,甚至出现了比如郑袖说服楚怀王释放秦臣张仪(楚二·楚怀王拘张仪)。就此类事件本身而言,女性己经出现了直接干预外交事务的现象,春秋时期虽则也有出现,但大都与夫国、母国有关,到了战国时期的楚国郑袖这里,女性对外交事务的干预已经超出了血缘、亲属的范围,是单纯的以参政所带来的利益为出发点。从利益回报而言,这些干预外交所带来的外交利益也成为了女性参政的驱动力。还有秦宣太后,也是参政掌权的典型代表。秦武王死后,秦宣太后利用外戚的势力替她与其子争夺下了王位,其子又尚且年幼,这为她将其子秦昭王的权力架空,临朝称制四十余年打下了基础。从她可以收受他国养地,接见外国使臣之事来看,秦太后拥有的权力是全方位的,对内可以任命大臣,对外可以左右外交。

对于《战国策》中提及的女性,后宫就如同她们的权谋场,她们在后宫中利用或创造某种优势与其他女子进行博弈以期达到自身目的,与策士谋臣们游走各国游说君王以显声名赢权利非常相似,但史书中对于这种工于心计的女性却往往评价不佳,她们的争强好胜被认为是挑起了后宫争斗甚至是影响了国家安定,并因此受到否定。如《秦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中秦公子异人借华阳夫人得以回国继位,这些女性在历史记载中着墨不多,但在史家的叙述中却成了推动历史事物走向的主导者,甚至是两国之战、国家衰亡的罪魁祸首。在宠姬形象乃至女性形象背后是一整套男性话语体系,而由楚怀王宠郑袖所导致的国家衰亡也在暗示着美人乱政、女色误国的先验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