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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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作品中士人阶层特点

战国时代是一大变革时代,旧贵族和新兴地主阶级交替,原有统治阶级担负不起这种社会变革的重大责任,需要招徕贤能之士。各国纷纷开始搜寻能够帮助变法的人才。如秦国的商鞅、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齐国的邹忌、赵国公仲连、韩国申不害等,都为各国带来了富国强兵的体验。“士”阶层逐渐成为各国发展必不可少的力量。

《战国策》中的“士”严格说来包括两种,一种是贵族,尤其是做官的贵族,因为贵族本身知识水平较高,他们失去封地或原有的特殊待遇后,需要自己谋生。而常年养尊处优谋生手段有限,知识就成为他们最贵重的本钱。孔子就开启了私人教学的先河。这样,有知识的贵族即使没落也得以生存下去,如《吕氏春秋》所言“宁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另一类则是“策士”,这个群体是融汇形成,成分驳杂,并非一类纯粹的个体。称呼也并不固定,通常被称为“游士”、“说士”、“辩士”、“权变之士”、“智谋之士”,《汉书·艺文志》直接称其为“纵横家”,甚至那些著名的“诸子”也可被称为“辩士”。

士人阶层在当时和后世还有点区别,第一个就是“游”。士人们常常从一个诸侯国到另一个诸侯国活动,以获取富贵。只要有君主赏识,出仕并没有国别的限制,完全可能方才还在母国服务,转身就去原来的敌国。即使孔子、孟子、墨子这种大学者,也带着学生周游列国。这与当时列国争雄,需要抢夺人才有关。第二,追求人格平等。春秋末期战国初期以前,士人大多是低级贵族乃至平民甚至可能是奴隶等“贱民”,春秋末年以后,对士的需求和依赖使士人的地位提高,他们对时势有自己的分析和思想,要通过君主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实现,这种自觉的行为与以前俯首听命大不相同。第三,不掩饰重利的价值观。苏秦就表示“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他的人生目标很明确,就是追求权势富贵。像《东周·东周欲为稻》,苏秦两边劝,最后“苏子亦得两国之金也”,苏秦既没有忠于东周,也没有为西周着想,完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这次的计谋只是暂时解决了问题而已,并没有考虑之后西周再利用水控制东周该怎么办。他只是两面陈说利益,自己从中渔利。等到苏秦挂六国相印后更是直接感慨“人生世上,势位富厚,盖可忽乎哉”,这种对追求利益的赤裸裸的表达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礼乐制度下的规范和道德,更不见容于后来大行其道的儒家。第四,有自己的道德底线。纵横家中不乏“朝秦暮楚”者,也有“士为知己者死”的。苏秦“以百诞而成一诚”,“为燕尾生”,为了燕国将生命奉献给敝齐事业。出了名的反复无常的张仪为报苏秦对自己事业的谋划帮助,也会发誓说“为吾谢苏君,苏君之时,仪何敢言”。第五,身体力行。战国的“诸子”大多属于坐而论道,惟有纵横家把他们的主张彻底地贯彻到实践中当中,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所以很多人都认为,战国时期“其实也就是纵横家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