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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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创作背景

《战国策》创作背景:

历史

春秋战国时期,用刘向的话是“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无,敌侔争权……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这个时期,井田制度被废弃,铁制农具出现,私田大量产生,冶铁业和水利工程技术的发展使得农业和手工业产能快速增长,导致“小农经济成为立国基础,各国政权组织相应的发生变革,废弃了原来由各级贵族统治的制度”,以至于叔向感叹说“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降在皂隶。政在家门,民无所依,君日不悛,以乐慆忧”。

这种社会经济基础发展进而推动上层建筑的变革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标志,旧有的奴隶制度宣告瓦解,社会制度开始向封建制度过渡。各诸侯国也相继进行了或大或小的政治改革,公元前422年,魏文侯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拉开战国变法大幕;公元前382年,楚悼王任命吴起为令尹,主持变法;公元前359年,秦孝公任商鞅为左庶长,开始全面变法;公元前355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实行变法;公元前357年,齐威王任用邹忌为相,开始变法;公元前312年,燕昭王筑黄金台招贤纳士;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17年,“胡服骑射”,开始变法。

经济上的改革使得原来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民获得了自由,而土地的自由分配使得上层贵族开始下移,下层庶民则有了上升机会,脱离土地束缚的农民通过读书积累知识进一步上升为士,战国时“朝为素衣,暮为卿相”的情况时常发生,这进一步鼓励了这些地位低下的士。同时,武士为求得政治上的发展也将眼光投向文坛。在这种大的历史环境下,一些饱学之士开始更多的关注政治和自身发展,并将眼光聚集到时代的发展和新的社会现象上,率先打破旧的传统,于是在社会上出现了一批“横议之士”。他们关注自身和社会的变革,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但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只能依附在那些有权势地位的人之后,为其出谋划策,从而获得生存的条件。“策士”集团或阶层开始形成。

春秋战国时期,七雄并起、诸侯纷争不断,“法治”代替了“礼治”,毕竟在这一时期,“法治”才能适应当时的社会变革,“礼治”已经行不通了。如刘向在《战国策·书录》所言“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谋;有设之强,负阻而侍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

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的关系尚可通过盟会加以协调,而战国时期,国与国之间,讲的是以势相争,以谋相夺。而各诸侯国君和贵族们也都希望自己或立为霸主,或成就功名。各国在政治军事外交上或合纵,或连横,明争暗斗,一直不断地反复地进行斗争。顾炎武评价这一时期是“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在这一时期,统一的趋势代替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兼并战争以空前的规模展开。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淮南子》有言“六国诸侯,溪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军事科学和战略思想,外交战略和策略方针应运而生,而设计或运作这些思想和策略的合纵连横的游说之士登上了历史舞台,左右了战国中后期的各诸侯国间的政治、军事、外交。这些游说之士抓住历史机遇和主君的心理进行各种游说,他们的说辞普遍具有注重饰词,喜好激扬,崇尚铺张的特点。目的是要破坏各诸侯国间的均势,摧毁原有的社会秩序,成就自己的理想或事业。他们或说之以理,用明显的历史经验说服对方相信自己的道理;或动之以情,以披肝沥胆之词感动对方相信自己的忠贞;为了让对方听从自己的主张,他们甚至敢把自己的脑袋赌上。

不过游说一过程并不是简单的耍嘴皮子和赌命,毕竟,游说的对象普遍是各国的高层乃至核心人物,想要打动对方,必须对游说对象,所在国或势力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事宜有相当了解才行,没有平时积累的知识和较为自如的交流,获取和运用这些信息是很难的。这意味着要成长为合格的游说之士,需经过长时间专业的学习和培养。幸好战国时期的一大特色是思想文化方面出现空前繁荣的局面,各家各派讲学兴盛,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政治、阐述哲理,各家之间也相互批判辩论,形成良好的学术氛围。这种氛围也成为了谋臣策士进行游说的一大助力。他们可能是这样锻炼自己:一是锻炼实用主义思维,通过借鉴兵家思想等诸子百家对战争的态度准确分析当下复杂的列国形势,寻求最佳的游说方式,养成尚奇通变的逻辑思维;二是培养游说技巧和谋略,当时私人讲学和授徒之风盛行,游说之士可能通过研读揣摩《鬼谷子》等谋略典籍和拜师学艺来学习论辩方法、技巧谋略。《战国策》的原稿或者说原始资料很可能就是这些游说的个人或团体使用的教材或讲稿,内容就是如何在特定的条件下,甚至在对象顽固坚持己见的情况下,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意见。

编撰

到汉朝时,诸子百家的典籍折损很大,特别是战国时的真伪纷争、秦时的几近灭顶,已经混乱驳杂、真伪难辨,于是“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孝武帝时,则“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而到汉成帝时,“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在这般背景下,书籍的创作、流传和整理工作便会难度加大,伪作频出,更兼有其它乱象,需要仔细辨别。到汉成帝时,各种书籍的藏本数量大增,便需要有声望的饱学之士承担整理工作。刘向属宗室,又是当时公认的名家大儒,便顺理成章地承担了典籍的整理工作。《战国策》便是在古书典籍大规模整合的境况下出世的,刘向在每一部书校对完成,便会梳理内容大意和篇目上奏,后称《刘向别录》,其中《战国策叙》记录了《战国策》整理成书的过程“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换言之,成书之前的《战国策》是大量内容错乱、互相重复甚至冲突的档案资料,而且原始资料书号不一,编纂的方式也不相同。刘向做了细致复杂的编纂工作后,编成《战国策》一书的最初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