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历史版本记录

古《战国策》原本早已亡佚。东汉延笃可能是第一个对《战国策》作专门研究的学者，他所作《战国策论》（又称《战国策音义》）一卷据称内容简略，早亡佚。同时期的高诱则开始为此书做较详细的标注，大概恢复有十篇左右，他的版本也被认为是原书流失后历史上第一个较正式全面的《战国策》版本。北宋时，曾巩奉旨“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并加以校补，这是所谓的曾巩的“校勘本”或“校补本”，使得刘向原有三十三篇的旧貌基本得以恢复，不过这个“复完”指的是无整卷佚失，字句段落乃至整章佚失仍不在少数。之后各本“均祖南丰”，即以曾巩校本作为后世衍生各本的共同祖本。

与曾巩差不多同时，还有王觉、刘敞、李格非等人也在校勘。哲宗元祐年间，孙朴入馆阁校勘，以曾巩三次所校定本为基础，参考苏颂校本、钱藻校本、刘敞校本、集贤院校本等，于元祐八年（1093）“遂为定本”。

南宋初年，剡川（今宁波奉化）人姚宏从孙朴族子孙悫处得到孙朴的校本（可能还有他的弟弟姚宽，但姚宽的作用存疑，应该只是参与整理），该校本“似非元书”，即可能是辗转过录本。姚宏以此本为底本进行了校订，并称自己这个校本为续注本。而且这个版本据说是最先注意《战国策》佚文问题的，姚宏在题辞中提到，许多异形字“皆武后字，恐唐人传写相乘如此，诸公校书改用此字，殊所不解”，尽管知道刘向时期不可能有这些文字存在，他还是客观严谨地保留了下来。尽可能保留了早先版本的原貌可能是姚本最大的特点之一。

不过姚本在元明时期并不流行，甚至在元代就已经成了稀本，原因可能是由于姚宏“以伉直忤秦桧，瘐死大理狱中”，以至于“其书尚未盛行于世，故鲜未见也”（《战国策·衍圣公孔昭焕家藏本序》）。但据考证，姚本至少也有三个版本：南宋绍兴年间初刻本，又称“梁溪高氏本”；清同治八年（1869年）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光绪三年（1877年）永康胡氏退补斋重刻本。

与姚宏差不多同时的缙云（今属浙江丽水）人鲍彪的校注工作是从历史学角度入手，除径改文字以便阅读外，还大规模改编了原有的篇章结构，他将原书按国别分为十卷，国别下标君王世次，策文隶下。分别为西周策卷、东周策卷、秦策卷、齐策卷、楚策卷、赵策卷、魏策卷、韩策卷、燕策卷和宋卫中山策卷。全书除中山策之外，分别隶属于十一国五十五位王侯之下，俨然是一部完整的战国时期国别史。此外还参考《史记》等书另作新注，虽有疏漏，但比起高注更为详细。此后《战国策》版本分为“姚本”与“鲍本”两大系统。鲍本的大规模修改导致这个系列的版本已非《战国策》刘向编定本原貌，但改编之后文通字顺，又经吴师道为之校正错讹，遂成为元明以至清代中期以前的较为通行之本。不过这个版本因调整策文次序，增删改动、武断穿凿之处也不少，而很是被时人或后人诟病。吴师道就评价说“能分次章条，详述注说，读者眩于浮文，往往喜称道之”。说的直白些，就是这个版本通俗易懂，对一般读者来说“皆习用其书”。

元泰定二年（1325），吴师道据姚宏注补鲍注之缺，正鲍注之失，重新补校了《战国策》，这个吴补注鲍本被《四库全书》誉为“古来注是书者，固当以师道为最善矣”，简称鲍吴本，1922年，它首先被《四部丛刊》收入。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本《战国策》即据此影印，今通称鲍本。

吴师道注本和鲍彪本在明和清初流行。剡川姚氏本《战国策续注》直至18世纪中叶才流传开来。乾隆二十一年（1756）卢见曾发现梁溪高氏本并翻刻了一个宁刻本，即卢氏雅雨堂刻本。自此，姚氏本开始流行并逐渐取得《战国策》注本的正统地位。

清嘉庆年间，黄丕烈购得一部南宋初刻本，“楮墨精好”，认为是梁溪高氏本。他以此为底本进行勘校，并将重刻本列入《士礼居丛书》，为《重刻剡川姚氏本战国策》，即“士礼居刻本”。至此，《战国策》两宋以来姚氏本、鲍氏本两大版本系统合流。清同治八年（1869），湖北崇文书局重刻出版此版本。这个版本从此也成为了较为通行的印刷底本。包括清光绪二年（1876）四川尊经书院刻本、清光绪三年（1877）永康胡氏退补斋刻本、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经纶元记刻本、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新化三味书室刻本、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清宣统元年（1909）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元年（1912）湖北崇文书局刻本、民国元年（1912）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间上海中华书局铅印本、民国三年（1914）上海鸿宝斋书局影印本（据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四年（1915）上海石竹山房士礼居丛书影印本、民国五年（1916）上海鸿宝斋石印本、民国六年（1917）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斋士礼居丛书影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三年（1924）上海扫叶山房影印本、民国十四年（1925）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二十一版）、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中华书局《四部备要》影印本、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锦章图书局仿宋影印石印本、民国十七年（1928）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民国十九年（1930）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民国二十二年（1933）上海锦章图书局石印本、民国二十五年（1936）上海中华书局袖珍缩印本、民国三十一年（1942）尊经书院重修本、民国上海会文堂书局影印本、198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版本，等等。

清代时期也有不少学者对《战国策》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订，但较之以前的版本而言，不算太有名，主要是一些修正和校正。包括张琦的《战国策释地》、顾观光《战国策编年》、吴曾祺的《战国策补注》、王念孙的《战国策杂志》，以及日本关修龄《战国策高注补正》等。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对《战国策》的研究更多集中于救亡图存方面，甚至产生过颇多争议的战国策派，只有金正炜撰的《战国策补释》对高、姚、鲍、吴、黄诸家有所校正，并杂引《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古籍为《战国策》作补释。其独特之处就是省去原文，直接注解，有不少个人见解在其间。

明末天启年间，钱谦益得宋版《战国策》两部，均为姚本，因先后从梁溪（今属江苏无锡）安氏、梁溪高氏处得之，故后分别以“安氏本”“高氏本”称之。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在于“高氏本”开卷先目录、刘序，曾序在卷末，当为初刻本；“安氏本”开卷先曾序，继之以目录、刘序，当为修订后的重刻本。“安氏本”原本今已不存，高氏本现存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藏清初影宋抄本一部，据称为“安氏本”影抄。此书三十三卷，汉高诱注，宋姚宏校正，共一函四册。

近代所见质量较高的有诸祖耿《战国策集注汇考》、范祥雍《战国策笺证》、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何建章《战国策注释》等书。